心脏支架又称冠状动脉支架，是心脏介入手术中常用的医疗器械，具有疏通动脉血管的作用。日前，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科医生对患者病历造假，胡乱下达病重通知书，在完全不必要的情况下为患者安装心脏支架，给患者带来了终身不可逆的身体伤害和沉重的经济负担。

医生过度医疗致患者伤残八级

3月18日，40岁的患者福拜（化名）接受了记者的独家采访。他告诉记者，2015年8月26日，在各项体检结果正常情况下，南大一附院心内科医生吴某给他下了病重通知书，要求他做冠状动脉造影术。造影术后，吴某告诉福拜说，他的血管堵了95%，该科另一名医生黄某则称全堵死了，若不做手术将随时有生命危险。

“听到消息那一刻，心里就承受不住了，医生没有叫我的家人到场，我的精神高度紧张，就顺着医生引导去做了心脏支架手术。另外，医生给我装进口支架未征求我意见，对我身体状况的阐述也未写进病例。”福拜说道。

事后，福拜总觉得不对劲，于是拿着诊断资料在律师的陪同下，请该院另一位心内科主治医生及外院权威专家会诊。会诊结果表明，他的血管只是有些不光滑，情况根本就不严重，不需要安装心脏支架。

福拜表示，他在术前多次向吴某提出自己患有肾病，并且告诉医生自己从未服用过治疗冠心病药物，但医生却没告诉他手术后因终身用药对肾脏会产生的伤害与影响，吴某也承认自己有错。因安装支架后需要长期服用药物，其中有阿司匹林、立普妥等具有损坏肝肾功能毒副作用的药，他的肾病明显加重。“这些药不能停，如今我的身体每况愈下，蛋白尿、血尿都出现了。”

为此，福拜多次找到南大一附院领导投诉要求给说法，一开始有关领导称要严肃处理医生并且对其进行赔偿，可是直至现在涉事医生仍在继续上班。福拜说，期间南大一附院张副院长代表院方多次给他打电话说要赔偿，再三问他想要多少钱，希望通过赔钱的方式“私了”，遭到了他的拒绝。福拜表示，“希望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严惩涉事医生，如果这种害人的医生得不到法律的制裁，会有更多的患者被他们伤害。”

其后，福拜向南昌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报，并要求对所受伤害做出司法鉴定，经江西南昌司法鉴定中心调查后出具的鉴定意见通知书指出：医方诊疗过程中存在违反卫生部有关法规和相应诊疗规范，被鉴定人存在术后终身一般药物依赖，并限制一定工作环境、社交活动和日常活动范围，为伤残八级。

南大一附院员工曝内幕：医生回扣惊人

记者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处获悉，医生给患者安装支架可以从中获取回扣。“医生并非直接与供应商联系，而是供应商根据医生临床中使用支架的数量，每隔一段时间会与医生结一次账。”该知情人士还告诉记者，医生还会介绍一些医院没有的药品，指定患者到某家药店购买，这是另外一种回扣来源。

另外一位要求匿名的南大一附院员工告诉记者，自从该院实行绩效考核后，心内科的个别医生为了多赚钱，为一些本来可以采用药物保守治疗的患者安装不必要的心脏支架。这位员工还透露，一个心脏支架的回扣很惊人，常人难以想象。

支架尚需规范“支撑”

近年来，患者无需安装心脏支架却被安装或是一次性植入过多支架的事件经常被媒体曝光，此种形式的过度医疗屡禁不止。

除了药品，医疗器械可谓是过度医疗的“大头”。据了解，不仅心脏支架，小到针头针管、大到骨科用的钢板、人工关节等高科技器械，器械厂家都会给医院和实施手术的医生一定比例的回扣，这些也已成为医院赚取高额利润的有效手段。而医疗器械经过厂家到医院这长长的利益链条，价格也要翻上几番。

资料显示，早在2010年全国“两会”上，身为医生的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在提案里揭露了医疗器械市场上存在的黑幕：“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董协良当时称，9倍的心脏支架暴利已经超过了贩毒。

目前国内对于心脏支架是否需要安装、安装多少个，主要凭医生经验判断。原卫生部《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管理规范》，对于支架的植入数量并没有标准，要根据患者病情确定。但在《全国医疗卫生系统“三好一满意”活动2011年工作任务分解量化指标》中明确，冠心病介入治疗患者需植入支架数超过3个，需经本机构心脏外科会诊医师会诊同意后方可实施。

著名心血管专家胡大一教授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表示，滥用心脏支架问题已相当严重，12%的患者被过度治疗，38%的支架属于可放可不放，支架的植入数量没有硬性标准，这些问题亟待规范。

（环球医学编辑：常 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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