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5年美国感染性疾病周（Infectious Disease Week，IDWeek）年会上展示的两项研究，描述了在单一医疗系统中，艰难梭菌定植患者进展为感染的最大风险因素，以及过去25年里美国因艰难梭菌感染而死亡人群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持续接触高风险抗生素可强烈预示艰难梭菌定植患者进展为感染的可能性。感染后，与黑人或西班牙裔患者相比，白人患者因艰难梭菌感染而死亡的风险更高。

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传染病临床研究员Sean M. Anderson未参与这两项研究，但出席了研究报告会议。他表示，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再次强调了已知艰难梭菌定植患者的微生物组完整性很脆弱、且缺乏恢复力——当他们面临其他健康压力，尤其是全身使用抗生素时，这种特性更为明显。

Anderson称：“鉴于目前尚缺乏针对艰难梭菌预防方案及其疗效开展的可重复性研究，即便对于该领域的专家而言，将艰难梭菌定植状态的相关知识应用于临床决策仍是一个存在争议的地带。此类科学证据的积累，对于制定指南以改善这种高发、高致病率感染的患者护理至关重要。”

佛罗里达州锡布林市AdventHealth内科住院医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广泛流行病学研究在线数据系统（CDC WONDER）相关研究的主要作者Sohaib Asghar在会议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艰难梭菌仍然是美国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因其在住院患者和老年人群中导致了大量的死亡和发病率。

Asghar称：“这项研究结果凸显了持续实施预防策略以进一步减轻这种感染负担的重要性。”从研究结果中，他发现最引人注目的是，医疗服务利用率最高的人群反而最易患病。

他对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2025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在因艰难梭菌相关疾病死亡的患者中，白人患者占83.9%，黑人患者占8.1%，西班牙裔患者占5.5%，其他种族患者占2.2%。其他风险因素包括女性、住院治疗以及居住在美国南部。

Asghar称：“传统上，我们认为感染，尤其是与医疗保健相关的感染或诸如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和肝炎这样的感染，都有其社会决定因素，因此我们预计感染或死于这些感染的人通常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或医疗服务利用率较低的人群。然而，艰难梭菌感染的情况恰恰相反。感染或死于艰难梭菌感染的通常是白人群体，其实他们拥有更多资源，医疗服务利用率更高，而且他们更容易接触到抗生素或其他风险因素。”

美国CDC数据分析

Asghar及其团队利用CDC WONDER数据库数据，分析了1999年至2023年美国各年龄段因艰难梭菌结肠炎作为主要诊断而死亡的216311例病例。研究人员发现，死于艰难梭菌感染的女性多于男性，其中83.8%的死亡发生在都市地区，16.2%的死亡发生在非都市地区。

死亡风险最高的地理区域是南部，占死亡人数的33.1%，东北部占22.2%，中西部占24.4%，西部占20.3%。但经年龄校正后，东北部的死亡率趋势最高。

医疗环境中的人群最易死于艰难梭菌感染。大多数死亡病例（71.2%）发生在住院患者中，另有1.65%的死亡病例发生在其他医疗机构，15%的死亡病例发生在养老院或长期护理机构，4.6%的死亡病例发生在临终关怀机构，只有5.5%的死亡发生在患者家中。

在养老院和长期护理机构中，死亡率趋势随时间保持稳定，但在住院患者中有所上升。Asghar称，2006年至2015年艰难梭菌感染死亡人数激增，可能源于耐药致病菌的出现。死亡率从1999年的0.5/10万开始，到2006年上升至3.6/10万，并一直保持到2016年，之后开始下降。

Asghar称，有助于死亡率下降的因素包括使用非达霉素（Fidaxomicin），以及在患者首次复发后通过粪便微生物群移植来预防复发。这种治疗方法非常有效，减少了患者的再入院率，减轻了整体医疗负担，同时也降低了死亡率，尤其是在老年群体和易患暴发性艰难梭菌感染的人群中。但他也指出了死亡率总体下降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死亡率逐渐下降主要归功于感染防控措施的改善和抗菌药物管理计划的实施。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一直是与艰难梭菌感染相关的风险因素之一。”

高风险抗生素使用仍是威胁

会上展示的另一项研究强调了抗生素在艰难梭菌定植进展为感染过程中的持续作用。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医学院四年级医学生Sophia Chang称，如果艰难梭菌定植患者长期暴露于高风险抗生素，包括克林霉素、氟喹诺酮类和第三代、第四代头孢菌素类，他们进展为感染的概率几乎会增至3倍。

Chang及其团队开展了一项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纳入2020年3月至2023年12月期间在杜克大学医疗系统接受过至少两次两步法粪便检测的2212名艰难梭菌定植成年患者。

研究人员确定了71例进展为感染的患者——核酸扩增试验（nucleic acid amplification test，NAAT）阳性且毒素酶免疫测定（enzyme immunoassay，EIA）阳性，并将他们与133例NAAT阳性但毒素阴性的对照患者进行匹配。

患者根据一年内的基准检测日期进行匹配，研究人员比较了患者在基准检测前90天内，以及基准检测与重复检测之间不超过 90 天（定义为暴露期）的人口统计学和临床特征。暴露期的中位数为28天。

对于暴露期前和暴露期，研究人员将患者的抗生素使用情况分为高风险（克林霉素、氟喹诺酮类以及第三代和第四代头孢菌素类）、低风险（所有其他抗生素类别）或未使用抗生素三类。然后，研究人员将患者按累积抗生素暴露模式分层，如未使用-未使用、未使用-低风险、低风险-高风险等。

在暴露期前和暴露期均接受高风险抗生素治疗是进展为感染的最强预测因素之一。经调整其他特征后，具有这种抗生素暴露模式的患者感染风险增加2.7倍[调整后比值比（adjusted odds ratio，aOR）=2.7；P=0.03]。

“值得注意的是，在进展为酶免疫测定阳性的艰难梭菌感染的病例组中，超过80%的患者在研究期间接受了全身抗菌药物治疗，其中超过60%的患者尽管此前已检测出艰难梭菌定植，仍使用了‘高风险’抗生素。”Anderson针对该研究结果表示，“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药物的使用是不可避免的，且几乎没有可替代方案，但这也强调了在临床决策中考虑患者既往艰难梭菌定植史的重要性。”

其他主要风险因素包括暴露期内因心血管疾病入院（aOR=6.5；P=0.003）、消化性溃疡病（aOR=5；P=0.02）以及查尔森合并症指数（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CCI）评分≥10分（与CCI评分0～2分的患者相比，aOR=6.1；P=0.01）。Anderson称，消化性溃疡病作为风险因素的发现尚属首次。

该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样本量小、回顾性单中心设计以及缺乏疾病严重程度或艰难梭菌培养数据。

尽管如此，Chang表示，研究结果“强化了在整个护理过程中保持严格抗菌药物管理的必要性，尤其是在高风险人群中。定植后的时期是一个尤为关键的窗口期，在此期间避免使用高风险抗生素可能为有针对性的管理干预提供最大机会。”

Anderson指出该研究的另一局限性：“鉴于EIA检测对检测活动性艰难梭菌疾病的敏感性仅为60%～70%，将‘NAAT阳性/EIA阴性’患者一概归类为‘定植’而非活动性疾病，这一做法的合理性有待商榷。”不过，他承认，“这种检测模式是我们目前比较疑似定植患者与疑似活动性感染患者的最佳且可重复性强的替代指标，尤其适用于基于电子健康记录的回顾性研究。”

声明

本文为专业研究人员文献学习后的心得体会，其语言表述不能完全反映原文献的研究内容，仅为读者提供信息参考。如需了解文献研究的详细情况，需根据参考文献提供的检索路径，查找并阅读原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