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6月22日，58岁的陈阿姨因子宫、卵巢有病变，怀疑有肿瘤，在广州某三甲医院住院治疗，7天后接受全麻+硬麻下腹腔镜左附件切除术。没想到，这一个小小的手术竟让陈阿姨成为了植物人，在病床上躺了11年后去世。到底怎么回事？

2004年6月22日，陈阿姨从手术室出来等电梯时，被发现口唇发紫、脸色发青，但当时家属却找不到医生来反映情况，在运送过程中也没有配备氧气和辅助通气设备。12点05分回到病房。12点25分在发现患者无自主呼吸后，医院给患者注射了肾上腺素。

7月6日，医院组织院外教授会诊，记录显示：“术后出现呼吸心跳骤停（持续约1分钟），经过抢救，心跳呼吸恢复，但脑复苏的效果不理想，患者仍昏迷。考虑诊断为：缺氧性脑病。”

就此，陈阿姨一直躺在医院病床上，呈植物人状态11年后不幸去世。家属认为，陈阿姨呈植物人状态，与医院脱不了干系，遂将医院告上法庭。

判决书显示，陈阿姨因突发呼吸、心脏骤停，同日转ICU抢救，经抢救后恢复自主呼吸、心跳，但自主意识一直未恢复。

一审：医院承担70%的责任

陈阿姨的家属认为，当日11时40分，在病理结果未出、手术器械尚在患者体内、创口未清洗的情况下，医务人员过早拔出了呼吸机、气管导管，拆下监护仪器以及抢救不及时，导致陈阿姨长时间缺氧造成脑细胞大量死亡，导致酿成植物人的悲剧。

经司法中心鉴定，陈阿姨存在麻醉药物残留引起中枢性呼吸抑制或外周性呼吸抑制（呼吸麻痹、舌后坠），导致呼吸循环系统衰竭的可能。

根据鉴定材料，陈阿姨拔管后30分钟左右就被送回病房，在离开麻醉室前并无相关记录说明被鉴定人麻醉恢复状况，术后观察时间及仔细程度不足。

另外，患者病情突变发生在手术结束至转运到病房这一时间段，在转运过程中，如有脉搏、氧饱和度和心率监测，则患者病情变化可能被及早发现，采取措施，从而减轻发生严重后果的可能性。

此外，在一审诉讼中，家属还质疑一份落款为2004年6月29日的《麻醉前谈话记录》上陈阿姨的签名并非其本人签署，质疑院方篡改病历资料，经司法鉴定后，结果显示“陈阿姨的签名与陈阿姨本人笔迹不是同一人笔迹”。法院由此认定，医院未详细告知患者麻醉风险和意义，存在知情同意告知不详的责任。

鉴定意见另写明：由于麻醉学自身发展的问题，2004年时全国还没有规范要求麻醉恢复室的建立，也没有规定术后观察时间，全凭麻醉医师们的临床经验来判断病人是否可以拔管、转出或者送返病房。综合考虑当时医学科学的局限性，认定院方对患者死亡承担70%赔偿责任。

一审具体赔偿为，7年误工费15.54万元、护理费72.21万元、精神抚慰费7万元、死亡赔偿金39万、营养费7.3万元、购买轮椅和纸尿裤等支出2万元，共计损失171.78万元，院方承担70%责任即120.24万元。

二审：护理费从72.21万调整为17.38万

医院不服，提起上诉。广州中院二审认为，专家会诊费、营养费、死亡赔偿金等合法合理，予以确认。关于误工费，因陈阿姨公司已于2004年10月被吊销，对该项请求不支持。

关于数额较大的陪护费，法院认为，陈阿姨出ICU病房后一直住院，有护士照顾，院方也请了护工全职看护，因此护理人数应以一人计算合理，采信院方主张，认定11年间护理费为17.38元。

二审判决将各项损失总数额改为78.93万元，院方承担70%，即55.25万元。

家属再申诉：医院应承担90%的赔偿责任

因对责任认定比例，以及护理费、误工费、精神抚慰金等数额认定的异议，陈阿姨家属日前提出再审申请，请求改判院方支付损害赔偿金人民币320万余元（含精神损害抚慰金100万元）。

陈阿姨家属认为，本案中，患者手术后过早拔掉氧气管、从手术室到病房的过程中没有医护人员跟随、运送过程中发现其口唇发紫后又联系不到医护人员，错过可以恢复的黄金时间，虽然当时没有全麻术后监测标准，但院方的错误低级而明显，应承担90%过错责任。

另外，11年间，陈阿姨的家属为了能够唤醒其意识，穷尽各种手段，配偶与三名子女轮流换班陪护，晚间护理后次日还要上班，如此长时间的精神压力、高强度的体力付出，甚至为此改变了结婚、生子等人生规划，只因坚信陈阿姨在某一天可以醒来。原审7万元的精神抚慰金远远不能对家属所遭受的痛苦进行补偿。

通常情况下手术麻醉较安全，麻醉术为可逆性技术，如患者接受神经阻滞麻醉，术后1~2小时即可逐渐恢复，全身麻醉消退也可逐渐苏醒。但有时可出现一系列不良并发症，如椎管内麻醉，可使穿刺针误入蛛网膜下腔，给予局麻药物后，出现全脊麻醉，引起呼吸、心跳抑制，严重者可引起心跳骤停，若抢救不及时，可导致形成植物状态。因此，对麻醉患者术前、术中、术后的监测都极为重要，及时发现患者不良反应和处理，挽救生命。

（环球医学编辑：徐钰琦）